废除旗人特权。

似乎是嫌局面还不够混，旅居海外的保皇名士康有为也来凑闹，在东京拍发通电，声讨袁世凯，组建“保皇党”号召天下士民“共击叛臣”保扶大清。

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义的臣，就在各省汉官纷纷宣布“自治”的同时，旗人官员则举“勤王”大旗，开始了反击：

闽浙总督松寿于福州拍发“讨逆通电”历数袁世凯“弑君”、“谋逆”等大逆不之罪行，誓言用袁世凯人祭奠大行皇帝，随即募集壮丁，号“勤王军”举兵于福建，同时联络各国领事，寻求列支持，但均遭拒绝。

“讨贼第二军”统帅、“钦命提督军务大臣”、陕甘总督升允本已在信发布讨贼檄文，但尚未来得及署攻武汉战略，猝闻袁世凯造反，当天即于信发布讨逆檄文，誓师勤王，试图回援直隶，但由于京汉铁路被北洋第二镇截断，清军顿兵于信，退失倨，北有北洋兵，南有共和军北伐先遣队，粮被断，军心动摇，数日后河南新军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发生哗变，杀协统刘承恩，联合毅军赵倜所围攻第二军司令，钦差大臣升允见势不妙，单人匹逃往潼关，清军第二军失去统一指挥，就此解，变兵将信军储洗劫一空之后，一分旧军北上投奔了北洋军，新军则大多向南开，与共和军北伐先遣游击队取得联系，随即宣布加革命军，响应起义。

当赵尔巽在四川挥舞屠刀的时候，云贵总督锡良也没闲着，除了像赵尔巽一样将新军调省垣之外，锡良还大肆招安绿林武装，号称“勤王讨逆军”声称择日北伐中原。

在一片纷纷扰扰中，坐镇武汉的共和军总司令赵北于1月5日再次拍发通电，附和袁世凯的“南北议和”之举，并重申共和军的主张，那就是“共和”：“帝制终结之时，便是袁公世凯就任共和中华大统领之日！”

数日后，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一于福州城北莲山驻地起义，在同盟会员、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许崇智的率领下聚攻北门，与此同时，以闽籍会员为骨的同盟会敢死队在福州城内发动攻，围攻设于巷的第十镇司令，激战不久，福宁镇总兵、第十镇统制官孙仁在镇司令宣布反正，随后在敢死队员的“保护”下走司令，调集城内新军聚攻总督衙门，闽浙总督松寿走投无路，焚毁总督衙门，举家投火，在熊熊烈火中，福建宣布脱离清廷统治，同盟会推举孙仁为福建都督，许崇智为闽军总司令，随即闽军分兵两路，一路北伐浙江，另一路则向闽南漳州，与早已攻占漳州的广东起义新军残会师，以便合兵南征广东。

除了这些旗帜鲜明的官员之外，尚有一些封疆大吏持谨慎观望态度：

与此同时，世居东北的旗人宗室贵胄推举代表，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发表措辞的声明，宣布袁世凯为“国贼”号召天下旗人共讨之，并召集勤王军，号“关外八旗”叫嚣择日南下，讨灭叛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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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理两江总督长庚也拍发通电，宣布响应锡良，组织勤王军，占领江要，封锁长江，禁止华商船通过，同时派兵一南下浙江，绞杀当地会党起义。

正在川北督促各团防局丁编练“讨贼军”的四川总督、汉军正蓝旗旗人赵尔巽闻知北洋军变，匆匆返回成都坐镇，将四川新军暂编第三十三混成协解除武装，全调往城外，另换巡防营城拱卫，布置妥当之后，即率大军赶往广安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了由同盟会熊克武、黄树中等人领导的袍哥起义，随即在川南、川中大开杀戒，一时之间人，腥膻满川，人送绰号“赵屠”

本已被关在牢里的原直隶总督杨士骧被北洋军从牢里提，上岑煊的官袍后被军人拥直隶总督衙门，站在袁世凯的边宣布直隶“自治”成立“自治会”拥袁世凯为会长。

两广总督张人骏宣布“局外中立，保境安民”；广西巡抚张鸣歧通电支持张人骏；山西巡抚宝棻虽是蒙旗旗人，但迫于形势，在山西立宪派的策动下也宣布“中立”一边通电谴责袁世凯，一边电告清廷，敦促其顺应民心，早立宪政，但同时也派人前往蒙古草原，召集兵，准备勤王；新疆巡抚联魁鞭长莫及，本派兵借西伯利亚赴援东北，但被俄国拒绝，无奈之下也只好跟着附和立宪；湖南巡抚岑蓂虽也宣布“中立”但通电拍发次日，省垣长沙即被共和军吴振汉联合共会队攻破，岑蓂被俘，在砍和“反正”之间他理智的选择了反正，也投革命阵营，了湖南议院的议长…

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隶总督岑煊，则在段祺瑞率兵天津的时候便已化装逃跑，躲天津英国租界，但随即便被租界当局驱逐，只好再躲到德国、法国租界，最后以“国事犯”的名义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，一路抱鼠窜，好不愧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