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杨度看来，同盟会、光复会都不值一提，如果不是赵北的“震电”他们也不会跟着起哄反对君宪，只要说服了共和军，说服了赵北，这君宪国就十拿九稳。

一方面，如果革命党人不同意君主立宪，那么袁世凯就无法把持中枢权力，无法号令天下；另一方面，清廷恼怒北洋军哗变，绝不会再信任袁世凯，嘴上不说，可心里却将他视为“篡臣”如此一来，袁世凯就成了风箱里的耗，谁也不待见。

赵北反对君宪的信心十足，仗得是什么？仗得就是麾下那十几万人，仗得就是那几万杆步枪，这就是他的信心来源。虽说“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”但杨度还是决定去会一会这个丘八，用三寸不烂之扳一扳这历史大势。

历史上不乏这样的“谋士”说到底，这是一政治投机，成了就是“未雨绸缪”会被主赏识。

如果共和军方面拒绝南北议和，北方的袁世凯就是两不讨好，清廷恼他“篡国”南方革命党也不满他维护清廷，那么其结果不是全国陷混战，便是招致列涉，重现当年八国联军侵华一幕。现在南方各派革命党中，以赵北的势力最为盛，不仅军队最多，而且还占了汉兵工厂，可谓“雄据一方”如果不能说服赵北同意实行君宪国，那么南方其它革命党势力自然也会唯其首是瞻，与北洋集团抗争到底，而这，是杨度不希望看到的。

这男正是杨度，前几日他还在上海公共租界与张謇等人商议策应袁世凯行动的计划，不料突闻赵北的“震电”心神大，与同样不知所措的张謇等人一商议，决定还是亲自跑来看个究竟，探探赵北风。

这，恐怕就是袁世凯没有第一时间响应“共和”的原因，他有自己的打算，他还在着驱虎吞狼的梦，只是可惜，这一次他遇到的却是一个穿越者。

不过考虑到杨度在历史上曾经不断的转换自己的治国理想，或许，此次武汉之行他不是投机。

“袁项城举义北方，本是顺应天下民心之举，度不过是摇旗呐喊而已，何功之有？”那男虽是谦逊，可神情却颇为得意。

目的还是那个目的，枭雄还是那个枭雄，只是遭遇的局面却完全不同了。

当然，这只是这个书生的一己之见，至于袁世凯自己是怎么想的，他不知，也没去问，这次到武昌来，是杨度自己的主意，没有请示袁世凯。

杨度一向自视甚，只是仕途不顺，若非袁世凯赏识，他也自忖不大可能成为“宪政奇才”所以，从幕袁府那一天起，他就将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“死士”甘为袁氏前驱，如今袁世凯遭遇这南边不疼北边不的尴尬局面，杨度自问自己有责任为“主公”排忧解难。

赵北在揣测袁世凯的用意，却听杨度说：“鄙人来此，项城并不知情，是我自主张，听说舜卿先生要来武昌，便跟着一起来了。冒昧之，还望总司令海涵。”

，和他相比，谭延闿的宪政光环立刻黯淡了许多。

据“辛亥革命”的历史经验，袁世凯在革命爆发之后一直采取的是“平衡战略”左右逢源，既不立即消灭革命军，也不立即取代清廷，对清廷他表现的是“忠”对革命派他表现的是“义”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小心翼翼的维持着力量的平衡，哪一方都不过分削弱，哪一方都不过分得罪，使他们鹬相争，自己渔人得利，当双方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时，再由他面收拾局面，两边各给一好，而自己则趁机将最大的好拿到手，正是利用这办法，他才得以攫取革命果实，篡夺了大权。

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现在的袁世凯已经成了旗人里的“篡臣”清廷不会再信任他“忠”不起来了；而他又不是革命党人，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响应“共和”虽然发动“兵谏”但主张的却是“君宪”与革命军自革命以来一直主张的共和背而驰，因此也不为革命党人所尊，这“义”字也就无从谈起。所以这两讨好的办法就行不通了，袁世凯采取得是借刀杀人的办法，即借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恐吓清廷，同时用“君宪”筹码，与革命派讨价还价，表面看来与辛亥革命时采取的手段一样，但发却不一样。

谦逊完毕，杨度向赵北淡淡一笑，稽首：“在下正是杨度。实不相瞒，鄙人来此是为袁项城当说客的。”

“袁项城让你来的？”赵北拿着鞭，轻轻打了打手心，开始猜测袁世凯的动机。

赵北微诧异，但仔细琢磨，就释然了。照历史记载，杨度这个人一向以“国士”自居，思想又受所谓的“帝王之学”左右，有这自主张的行为倒也不算什么怪异举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