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里还住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，她妈很严厉，老是骂她。看得她妈是那很能折腾的女人，常常换工作，曾经在书店和发店都工作过。她打量我的神中总有些复杂的东西，我想她也许是最早看我“不安分”端倪的家长，尽我普通得一塌糊涂，并且是“好学生”的代表。

材健，肤也黑得很。一短发，着金的耳钉。那耳钉一边是星星，一边是月亮。她应该是当年很时髦的女了。她活泼，对我们也很好，我印象最的是她常常一边大力地挥动手臂黑板，一边对我们说：“不许动噢，虽然老师背对着你们，可是如果你们动老师也能知是谁。”后来我们才知是黑板的反光让她能够看到我们。

我常常和楼里住的另外一个女孩儿一起玩，她妈是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经理，长得很漂亮，她不是很严。但她长得更像她的军官父亲，肤白，胖得像个布娃娃。

刚到北京的第一天，我妈摸着我的手，说怎么这么瘦呀，我满不在乎地笑：谁的手不瘦呀。妈妈心疼地下了泪。我弟靠在妈妈的怀里，我们弟两个有陌生。他比我更像城里的孩，他比我白，比我纤细，能说一利的普通话，能更快地了北京新家的环境。平时我弟在我爸单位附近上幼儿园，周末才回家。

我住过的第一个家是在一座绿的旧楼里。这是一幢老式的居民楼，楼梯的木制扶手看起来年代久远，上面让人抠了一，新旧两褐对比分明。老式的垃圾边堆满垃圾，一走近就能闻到一秽气。只有远远望去，这座楼的绿才显得漂亮。常常在梦里，我会回到这座楼，梦里起了火，我沿着楼梯逃窜，可是却现在另外的楼。

我们经常去院里一家宾馆的大堂里玩，那里是我们的公共客厅。宾馆的女服务员们特别讨厌我们过去呆着，老轰我们，我们就趁她们聊天时偷偷溜去。那是一家军队开办的宾馆，门放着许多盆开得很鲜艳的红、黄、橙的剑兰，夏天时还摆着几大盆盛开的荷。过年的时候，她抱来一个大洋娃娃，让她的父母给我们在宾馆外面的丛合影留念，那天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新鞋。

妈妈那时候还很年轻，冬天时她了一黑卷发，穿一双时髦的及膝的黑靴。我和我弟弟经常吵架，惹她生气，有一次妈妈气急了说要走，说着就真的开始穿靴，吓得我们抱着她大就大哭起来。

我一直盼望着能搬对面正在修建的楼。那里一直轰轰隆隆在开工。我认为当它有一天盖好时，从我们的窗伸条绳爬下去就能到新家了。

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翻江倒海，被某羞愧、委屈混和的复杂情绪所充斥，几乎不好意思再听下去，甚至同情起那个小战士，他听了这些有什么觉呢？他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可怜？

我们的家很小，除了必要的家就没什么东西了。厨房在楼，跟别人家合用。楼里的绿漆掉得斑斑驳驳了白灰，墙也被油烟熏成了灰，上面还有很多不知谁家小孩写的字。当然，我也在上面写写画画过。

我最羡慕她的是她家的房比我们所有邻居的都大，一大间房里还分了客厅，两侧分别是她父母的双人床和她自己的单人床，中间用一条帘隔开，她的墙上还贴着自己画的画。打死我爸妈也不会同意我往墙上贴东西的。

小姨只有在大学的寒暑假才回来住。家里人都说我的脾气像她，我们都有着一样火辣的脾气和直率的情。我和小姨很亲，当爸爸不在，妈妈忙于工作时，是小姨给我讲故事书，陪伴着我，她说我小时候她还给我换过布。

我很害怕我爸爸。除了从小就不在一起生活以外，我还觉得他很严肃和冷漠。那时我们都用楼里的公共房，忘了是因为一件什么事，我了几句嘴，他就在房里当着别人的面，冲我的上踢了一脚。

从前在老家时，我也很怕他。他回老家探亲时都会给我们带巧克力，我知他把巧克力放在小姨屋里的屉里，让我一天只能吃两块。但巧克力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趁他门，我就跑到小姨的屋里拿几块吃。有一次我刚拿起一块，就听到他门的声音，被逮了个正着。他很生气，毫不客气地骂我又懒又馋没息。

楼里的最东边住着一对普通的军官夫妇和他们刁蛮淘气的小女孩，有一天她和我弟弟在楼里玩，过了一会儿就听到一阵哭闹声，我弟弟额血回家了，说是脑袋让那个女孩抓着磕在楼梯上。我妈没空找她家长理论，赶送他去医院针，用完了所有上带的钱。回来的时候，只能向地铁站旁边卖红薯的老太婆和老借了五钱坐地铁。这是事后我妈笑着对一位因为醉酒躺在沙发上休息的小战士说的。“幸好他们借给了我钱，要不然我真不知怎么回家！我把钱还回去的时候他们都有不敢相信呢！”